論數字卦名稱的動態發展過程
作者：孫航 駱煬
來源：《周易研討》2024年第5期
摘要：數字卦的名稱有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年夜體上包含醞釀、產生、傳播、基礎統一和繼續應用五個階段。1978年末，張政烺在吉林年夜學古文字研討會上提出“易卦”說，為“數字卦”名稱的產生奠基了內容基礎。1984年，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在武漢召開，“數字卦”一名在此次會議上已正式出現，并為多位學者所應用。1987年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之后，“數字卦”的名包養管道稱得以在海內外廣泛傳播，并逐漸為易學界所認可，名稱應用明顯呈現出趨于統一的跡象。2013年清華簡《筮法》公布以來，數字卦研討有了相對充實的資料基礎，名稱基礎統一到“數字卦”上來。2018年，丁四新提出數字卦研討終結論，客觀上舉高了包養ptt數字卦研討的專業門檻，相關研討開始降溫，但“數字卦”一名仍被沿用。包養女人
關鍵詞： 數字卦 張政烺 清華簡《筮法》 丁四新 數字卦研討終結論
作者簡介：孫航（1986-），男，河南泌陽人，歷史學博士，曲阜師范年夜學孔子文明研討院助理傳授，重要研討標的目的：晚期易學與出土文獻；駱煬（1998-），男，浙江諸暨人，曲阜師范年夜學孔子文明學院碩士研討生，重要研討標的目的：書籍史、易學。
在研討數字卦的過程中，“數字卦”名稱的應用非常混亂。這一現象不僅限制了數字卦問題的討論走向深刻，並且制造了不用要的麻煩。對此，邢文、丁四新兩位師長教師從概念的角度進行了專業而深刻的討論，見解深入，發人深省。[1]但是，“數字卦”這一名稱是何時、何地又若何產生的？有沒有一個動態發展的變化過程？假如有，這一過程是若何展開的？對于這些問題，由于研討視角的差異，他們沒能給予應有的關照，未能做出確切有用的答覆。本文在充足梳理學術史的基礎上予以闡明。
一、吉林年夜學古文字研討會與“數字卦”名稱的醞釀
在“數字卦”這一名稱正式出現以前，學界曾應用過多種名稱，試圖在體現“易卦”這一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準確歸納綜合其基礎特征。
“數字卦”名稱產生的基礎，是對數字卦性質認識的衝破。學界對數字卦性質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1978年12月初，張政烺師長教師在吉林年夜學古文字研討會上的臨時發言《現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認為，這種“由數字構成的特別符號”為“卦”，并依照奇數為陽爻、偶數為陰爻的原則對它們進行了轉換，闡明了其“筮數”和“易卦”的兩年夜特征。[2]張師長教師雖未稱之為“數字卦”，卻明確指出它是“易卦”，實現了對“數字卦”性質認識的質的衝破，實質上是這一名稱得以產生的源頭。不過，張師長教師并沒有應用“數字卦”這一名稱，而是應用了“易卦”“筮卦”“筮數”等名稱。[3]是以，性質的確定雖然是名稱得以產生的關鍵，但并不料味著“數字卦”名稱的構成。
1979年至1984年頭，相關名稱大批出現。據不完整統計，在這一時期，對數字卦的稱名有十多種。徐錫臺和樓宇棟師長教師稱之為“卦畫”；[4]張亞初和劉雨師長教師稱之為“八卦數字符號”，認為它是“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5]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稱之為“數卦”；[6]管燮初師長教師先稱之為“卦爻”，后來則改稱“數字易卦”，認為它是“用數字作卦爻”，并將“筮數”稱為“數字卦爻”；[7]李學勤師長教師稱之為“數字符號”；[8]天星觀1號楚墓發掘報告稱之為“卦象”；[9]徐中舒師長教師稱之為“數占”；[10]王宇信師長教師應用“筮數”的名稱；[11]饒宗頤師長教師的用名比較多樣，有“契數”“契數符號”“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卦”“數字卦號”等，在篇題中則統稱為“易卦”。[12]以上這些稱名，年夜體可以歸為三類：“卦畫”“卦爻”“卦象”可以歸為一類，“八卦數字符號”“數卦”“數字卦號”可以歸為一類，“數字符號”“數占”“筮數”“契數”“契數符號”“數字符號”“刻數符號”可以歸為一類。此中，第一類側重于“卦”，第二類兼顧“數”和“卦”，第三類側重于“數”。此外，龐樸師長教師以數字卦為《管子》中所說的“六峜”，[13]這一說法能否靠得住，還有待進一個步驟的探討。
二、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與“數字卦”名稱的產生
“數字卦”名稱的產生，應不晚于1984年5月30日。丁四新師長教師以1985年蕭漢明師長教師提出“數字爻卦”的名稱和1988年劉仲宇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的名稱為依據，判斷“數字卦”的概念“年夜致是在1985年至1988年之間產生出來的”[14]。現在看來，這一說法是欠準確的。
“數字卦”的定名，是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的結果之一。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在武漢召開。同年10月，張武師長教師主編的會議史料集出書，而唐明邦、羅熾、張武、蕭漢明等師長教師編的會議論文集《周易縱橫錄》直到1986年11月才正式出書。在會議論文中，針對數字卦問題進行討論的文章重要有兩篇：張政烺師長教師的《易辨》和徐錫臺師長教師的《數與〈周易〉關系的探討》。此中，張政烺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易卦”“筮數”，以“筮數”為“筮用數字”[15]，徐錫臺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數的圖形畫”“數圖形畫”“數圖形卦畫”等[16]，均未直接應用“數字卦”的名稱。但是，從會議史料集、會議論文、張武和羅熾師長教師各自的會議述要等來看，“數字卦”一名在此次會議上已經正式出現，并為多位學者所應用。1984年5月30日，在開幕詞中，蕭萐父師長教師應用“卦畫”并括注“數字卦”的名稱。[17]在開幕式的發言中，唐明邦師長教師在介紹張政烺、徐錫臺等師長教師的相關研討時，也應用了“數字卦”的名稱。[18]在閉幕式的發言中，張岱年師長教師將“數字卦”和“符號卦”視為一對概念同時應用。[19]在會議上，劉蔚華、舒默、宮哲兵等師長教師也應用了“數字卦”的名稱。[20]與此同時，劉蔚華、韓仲平易近、溫少鋒、劉先枚等師長教師還應用了“數字圖形畫”“筮卦”“易卦”之名。[21]在會后的總結中，羅熾、張武師長教師所記述的名稱除“數字卦”之外，還有“數字卦畫”“筮卦”“數字符號”“數的圖形畫”“數圖形畫”等。[22]可見，在總體上，“數字卦”名稱的產生可以視為此次會議的結果之一。這一名稱在此次會議上的出現，雖然未必是概念自覺的體現，但它反應了學界不懈摸索的結果，標志著“數字卦”這一名稱之情勢的構成。
除此次會議之外，1984年至1987年頭，類似“數字卦”的稱名時有出現。1984年，徐錫臺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數字卦畫”“數的卦畫”。[23]1985年，陳全方師長教師稱之為“易卦符號”[24]，而蕭漢明師長教師則應用“數字爻卦”一名，并將它與“陰陽爻卦”視作相對的名稱[25]，明確并規范地從“爻”的層次定名，凸起以“數字”為“爻”的特征，從而正式把數字卦問題納進易學研討的領域。1986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的發掘簡報應用了“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字卦象”等名稱[26]，鄭若葵師長教師則屢次應用“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字卦象”“卦象符號”“筮卦”等名稱指稱“數字卦”[27]。1987年，羅西章和王均顯師長教師應用“卦數”一名[28]，凸起“卦”的性質和“數”的特點。“數字符號”一名，中性顏色更為明顯，更多時候是為表白客觀性而應用的。“數字卦畫”“數字爻卦”“數字卦象”等名稱，雖然具備“數”和“卦”兩年夜特征，但不合適定名的簡潔性原則，拼接的跡象比較明顯。盡管這般，這些名稱與“數字卦”一名在情勢上畢竟具有較高的分歧性。
由此可見，“數字卦”名稱的產生不晚于1984年5月30日，在總體上應視為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的結果之一。這個時間，要比丁四新師長教師的判斷早一到四年，且更為了了準確。
三、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與“數字卦”名稱的傳播
1987年至2012年，是“數字卦”名稱被不斷應用并廣泛傳播的時期。此一時期，“數字卦”名稱的應用逐漸趨于統一。
（一）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對“數字卦”名稱的強調
1987年12月5日至9日，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與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分歧的是，此次會議更具國際性，與會人員“來自七個國家和地區”，遭到海內外報刊和電視臺的廣泛關注。[29]恰是得益于此次會議供給的國際平臺，“數字卦”一名獲得了廣泛傳播，逐漸成為學界通名。
1991年，由劉年夜鈞師長教師主編的會議論文集《年夜易集成》正式出書。在論文集中，論及“數字卦”的文章重要有三篇：徐錫臺師長教師的《研討殷墟卜辭中“巫”“燎”“帝”三字產生的本義》、周立升師長教師的《契數與〈周易〉》和潘雨廷師長教師的《論〈左傳〉與易學》。此中，徐錫臺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數字卦畫”“數目字卦包養網車馬費畫”“圖形畫”等。[30]周立升師長教師在應用“數字卦”之名的同時，還應用“契數”“數字刻劃圖文”“數字的刻劃符號”“數字刻文”“契數卦”“數字圖文”“契數卦圖”等多種名稱，認為它是由三個或六個數字組合而成的圖文。從應用情況來看，周師長教師雖然屢次應用“數字卦”之名，但他亦直接用“契數”名篇，文中又用“契數卦”，應是承襲饒宗頤師長教師的用名。他以“契數卦”為正，且認可學界“數字卦”的通稱，即認為兩者名異而實同。同時，他將“數字卦”和“符號卦”作為一對概念應用。[32]潘雨廷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一名，并將它與“陰陽符號卦”視為一對概念。[33]
此次會議供給的國際平臺，客觀上促進了“數字卦”名稱的傳播，有利于增進港臺地區和海內漢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清楚和關注。
（二）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數字卦”名稱在港臺和海內的傳播
在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盡管數字卦名稱的應用仍然非常混亂，可是“數字卦”一名的傳播范圍加倍廣泛。
先說“數字卦”名稱在港臺地區的傳播。1989年，在論述海峽兩岸易學研討的情況時，臺灣學者黃沛榮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符號”“易卦”的名稱，并以“易卦”為正。后來再觸及這一問題時，他改用“數字卦”之名。[34]與黃師長教師分歧的是，在論及數字卦問題時，戴璉璋師長教師不僅直接以“數字卦”為題，並且通篇應用“數字卦”一名。[35]這樣的處理方法分歧于多種名稱并用，它給予“數字卦”以獨立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一名稱在戴師長教師那里獲得了發揚。20世紀90年月，謝云飛、李殿魁、許學仁師長教師皆直接應用“數字卦”的名稱，盡管謝師長教師也同時應用“數字組”一名。[36]1997年，梁敢雄師長教師對數字卦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將“數字卦”和“爻畫卦”并用，構成一對相對的概念。相較而言，它要比“數字卦”與“陰陽爻卦”這對概念更公道一些。同時，他區分了“筮數組”“占數組”和“爻畫卦”，認為“筮數組只是筮得的原始數據”，而“數字卦”是“明顯與筮法有關的數組”，且“考古發現的‘數字卦’年夜多是包養條件筮數組而非占數卦”。[37]21世紀初，在對數字卦資料進行收拾時，季旭升師長教師在標題中應用“易卦”一詞，文中應用“數字卦”之名，并將其與“符號卦”作為一對概念應用，同時對商卦象卣類符號進行了探討[38]，可知“易卦”為涵括數字卦、商卦象卣類符號、符號卦的更高一級概念。此外，在觸及這一問題時，鄭吉雄、賴貴三、余廼永等師長教師都直接采用了“數字卦”一名。[39]
再看“數字卦”名稱在歐美地區的傳播。早在1988年，american漢學家夏含夷師長教師就已經開始關注“數字卦”問題，并應用“筮數”“數字符號”的名稱。[40]1990年，美籍學者成中英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一名[41]，這應是其在參加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初次應用這一名稱。2011年，在論及這一問題時，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師長教師同時應用“數字卦”“數字原卦”的名稱。[42]稱“數字原卦”，意在強調這一數字情勢的卦是“易卦的初始形態”，是數字卦和符號卦關系天生論語境下的言說。
（三）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數字卦”名稱逐漸獲得易學界的承認
數字卦研討是從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起步，而后被納進易學研討領域的。“數字卦”名稱在易學界有一個逐漸被接收和認可的過程。
1989年4月，在對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進行總結時，劉年夜鈞師長教師同時應用了“筮數”“奇偶數圖形”“數字卦”“卦畫符號”等名稱，而對數字卦的性質持存疑態度。[43]1996年，在觸及這一問題時，劉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符號”“數字卦”等名稱，但仍對所謂“數字卦”持質疑態度，認為它“至少是用來記錄占卜的”。[44]2001年，在百年易學研討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辭和閉幕辭中，劉師長教師將“筮數”和“數字卦”兩者并用。112010年，在編輯《百年易學菁華集成》時，劉師長教師采用了“數字卦”的名稱。[45]這意味著，他最終接收了“數字卦”這一名稱。
與此同時，韓仲平易近、張立文、王新春、林忠軍、廖名春等師長教師也承認了“數字卦”一名。在1984年舉辦的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上，韓仲平易近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筮卦”。[46]1988年，韓仲平易近師長教師改稱“數字卦”，并將其與“符號卦”視為一對概念。[47]1990年，在觸及數字卦問題時，張立文師長教師同時應用“數字卦”“筮卦”“數的圖形畫”“數的圖形卦畫”“數字卦畫”“數字圖形卦畫”等多種名稱，后來則統一改稱為“數字卦”。[48]1993年，王新春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并括注“筮數”的名稱，是將兩者視為劃一概念而以“數字卦”為主[49]，后來則直接應用“數字卦”的名稱，并確定李學勤師長教師的清華簡《筮法》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的說法。[50]2001年之后，林忠軍師長教師重要應用“數字卦”一名，同時也應用“數字符號”“筮卦”等名稱，強調其“數字”的情勢和“卦”的本質特征，并指明“數字卦”與“易卦”即“爻畫卦”的分歧。[51]2003年，廖名春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一名，認為它是“用筮數記爻”，屬于“十位數字卦”，并從形上、形下的角度區分了“陰陽爻畫”和“數字卦”。[52]2007年，受李學勤師長教師戰國竹簡數字卦性質卦畫說的影響，陳仁仁師長教師采用了“數字卦”之名，盡管僅限于指稱商周數字卦。[53]約略同時，梁韋弦、王化平、張朋、賴祖龍等師長教師雖然間或應用“數字卦畫”“數字卦象”等名稱，但都重要采用“數字卦”一名，并承認其作為通稱的位置。[54]這種情況，特別是韓仲平易近、張立文、王新春、黃沛榮等師長教師改稱“數字卦”的現象，說明了易學界對這一名稱的承認。
（四）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名稱應用的混亂現象
在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后，雖然“數字卦”名稱獲得了廣泛傳播，但名稱混亂應用的現象依舊明顯。此一時期，除往“數字卦”一名被持續且廣泛應用外，還有良多名稱被同時應用，年夜體上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文字類定名。1988年，劉鄂培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異形文字”。 [55]1990年，姚生平易近師長教師稱之為“易卦符號文字”。[56]2003年，洛陽東周王城戰國陶窯遺址發掘報告稱之為“刻劃文字符號”“刻劃符包養網心得號”。[57]籠統地講，這些都可以歸進文字類定名。張政烺師長教師對數字卦作為“卦”的本質屬性的認定是正確的，故文字類定名是不恰當的，應當被裁減。
第二，數字類定名。1991年，喻博文師長教師稱數字卦為“數字符號”。[58]1992年，陳公柔、劉雨師長教師多稱“紀數符號”。[59]2009年，晏昌貴師長教師沿用了“筮數”一名。[60]2011年，陳世輝、湯馀惠師長教師稱之為“數字記號”，認為它應是“卜筮時的蓍數”。[61]以上幾例，可以歸進數字類定名。“卦”是數字卦的本質屬性，而“數字”只是其構成要素和表現情勢，是以單純的數字類定名也是不恰當的。
第三，易卦類定名。肖楠、馮時、曹定云、晁福林師長教師直接稱之為“易卦”，同時曹定云師長教師間或應用“數卦”一名。[62]1989年，鎮江營遺址發掘介紹稱之為“易經卦象”。[63]1990年，徐冬昌師長教師應用了“易卦刻紋”“易卦”的名稱。[64]1993年，黎子耀師長教師沿用了“易卦”“筮卦”的名稱。[65]1995年，李棪師長教師稱之為“筮符”“易卦筮符”。[66]2000年，1997年灃西發掘報告針對統一數字卦例，既稱“刻劃符號”，又稱“易卦符號”。[67]2002年，長安、戶縣古遺址調查簡報應用了“卦象符號”的名稱。[68]2008年，郭永秉師長教師應用了“筮卦”一名。[69]籠統地講，這些名稱都屬于易卦類定名。此中，晁福林師長教師應用“易卦”的名稱，認為它是“以數字表現的易卦符號”，并將“數字符號”和“卦畫符號”作為一對概念應用。此類定名雖然捉住了“卦”的本質屬性，但忽視了作為構成要素的“數字”，既晦氣于概念的區分、建構和傳播，也晦氣于當代易學研討情境的再現和認知。
第四，數卦結合類。20世紀90年月，就數字卦這一論題，徐錫臺師長教師發表了多篇文章，雖然他也應用“數字卦”“數字卦畫”的名稱，但重要是用“數圖形畫”，或稱之為“奇偶數圖形畫”“數圖形卦畫”。[70]1990年，李西興師長教師名之為“易卦數符”，并簡稱“卦符”，認為它是“由數字組成的易卦符號”。[71]1991年，管燮初師長教師稱之為“數字易卦”。[72]1996年至2011年，蔡運章等師長教師一向堅持應用“筮數易卦”一名[73]，認為所謂“數字卦”當名為“筮數易卦”，并將“筮數易卦”和“符號易卦”視為一對概念。[74]這一認識，獲得了楊效雷、張金同等師長教師的積極確定[75]，他們認為“筮數易卦”一名“比較周全地歸納綜合了筮、數、卦三方面的內涵，更為妥當”[76]。1997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掘報告稱之為“卦數符號”。[77]同年，楊向奎師長教師應用了“筮卦”“筮卦數字”“卦數”等名稱。[78]1999年之后，宋鎮豪師長教師曾應用“數列符號”“筮占數字”“筮占數列符號”“筮數”“筮占數列”“筮數易卦”等名稱。[79]2002年之后，曹瑋師長教師重要應用“數字卦”的名稱，同時也用“筮卦符號”“筮卦”“卜筮數字”“筮數”等。[80]2008年，王長豐等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符號”“數字卦”“數卦”“數字卦象”等名稱。[81]2003年，孟憲武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符號”“數字卦象”“卦象符號”“八卦數字符號”等名稱。[82]2004年，程二行、彭公璞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符號”“筮卦符號”的名稱。[83]2004年至2014年十年間，史善剛師長教師重要應用“數字易卦”和“數字卦”的名稱，同時還應用“易卦”“數字符號”“數字卦符”“數字卦畫符號”等名稱，[84]并將“數字卦”和“符號卦”視為一對概念，而同屬于“易卦”的范疇[85]。2005年，王振復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圖形卦”一名。[86]2006年，徐天進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卦符”的名稱。[87]2010年及稍后，孫敬明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卦畫”“筮卦數字卦畫”“數字卦”“筮卦”等名稱。[88]2012年，程水金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卦”“數字符號”“筮卦符號”等名稱，將“數字卦”和“符號卦”“數字符號”和“卦畫符號”視為一對概念。[89]同年，陳明遠等師長教師應用了“數字卦”“數字卦畫”的名稱，并視“數字卦”為與“奇偶卦”“陰陽卦”相平行的概念。[90]此類定名雖然缺少充足的歷史依據，可是它將“卦”的本質屬性、“數”的構成要素和情勢特征結合起來，準確、具體並且抽像。
由上可知，在“數字包養站長卦”名稱廣泛流傳的同時，其他名稱還在被應用，從而呈現出異常混亂的局勢，但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對“數字卦”名稱的強調、“數字卦”一名在港臺地區和海內的傳播，以及“數字卦”一名逐漸獲得易學界承認，說明數字卦名稱的應用在復雜多變的同時存在著較為明顯的趨于統一的跡象。
四、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名稱的基礎統一
清華簡《筮法》公布以后，數字卦研討有了相對充實的資料基礎。以此為契機，名稱應用異常混亂的情況獲得了較年夜改良，并基礎統一到“數字卦”這一名稱上來。
2013年8月，李學勤師長教師發表《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一文，一改“筮數”一名要比“數字卦”更恰當的主張，接收了“數字卦”的名稱，糾正了此前本身所倡導的楚簡數字卦為卦畫的說法，認為清華簡《筮法》的出現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91]同年12月，《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四）》出書，收有《筮法》《別卦》等篇，李師長教師亦應用了“數字卦包養俱樂部”一名。[92]自此，“數字卦”一名成為李學勤師長教師所用的命名，[93]且學界稱名亦趨于統一。2014年12月4日至8日，《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煙臺召開，它對于“數字卦”名稱的統一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感化。在此次會議上，盡管李尚信師長教師稱“筮卦”，蔡飛船師長教師稱“筮數”，可是年夜部門學者，如american漢學家夏含夷、柯鶴立師長教師，中國學者林忠軍、姚小鷗、高中華、張克賓、劉光勝、黃杰、董春、劉彬、張文智、李銳、賈連翔等師長教師，皆不約而同地應用了“數字卦”一名。[94]這種現象在很年夜水平上說明，學界用名已經基礎統一到“數字卦”上來。這種統一，恰是由于清華簡《筮法》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從而在學界構成了廣泛的共識。
與此次會議所反應的情況類似，在2013年8月至2018年10月數字卦研討終結論提出期間，“數字卦”一名基礎成為學界的通名。在中國年夜陸，年夜多數學者都采用了“數字卦”一名：見于刊物者，如郭沂、李尚信、程浩、孫航、孫曉春、賈連翔、劉光勝、白軍鵬、子居、陳建仁、侯乃峰、謝炳軍、金春峰、張文智、李銳、賴少偉、吳曉欣、李安竹、李紅薇、吳雪飛等師長教師；[長期包養95]見于書籍者，如張顯成、張濤、王化同等師長教師；[96]見于學位論文者，如賈連翔、曹振岳、邊曉冰、張娜、殷文超級師長教師；[97]見于網絡者，如仲元吉、周偉等師長教師。[98]此中，李尚信師長教師又應用“筮數易卦”“筮數卦”的名稱，劉光勝、邊曉冰師長教師間或稱“易卦符號”，子居師長教師間或稱“筮數易卦”，謝炳軍師長教師間或稱“數字爻卦”，張娜師長教師同時應用“數字易卦”的名稱。中國港臺地區亦如是，如周錫、陳詠琳、李宛庭、李怡嚴、亞當·施沃慈等師長教師都采用了“數字卦”的名稱。[99]此中，陳詠琳師長教師還應用“筮數易卦”一名。國外學者，如韓國學者元勇準、american學者柯鶴立等師長教師，均應用“數字卦”的名稱。[100]盡管或有應用其他名稱者，可是皆難以影響“數字卦”一名的主流位置。
五、“數字卦研討終結論”與“數字卦”名稱的繼續應用
在對“數字卦”相關概念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丁四新師長教師提出了“數字卦研討終結論”，認為以“數字卦”名義進行的研討應當走向終結。此說提出之后，相關研討變得愈加謹慎，但“數字卦”一名的應用仍在繼續。
2018―2019年，在對學術史進行梳理和概念辨析的基礎上，丁四新師長教師提出數字卦研討終結論，主張“數字卦研討應當走向終結”，回歸先秦易學研討的視域，“相關學術研討活動雖然仍可以繼續，但‘數字卦’的名義應當撤消”。他這樣說的來由重要有五點：一是“數字卦”是古人提出的粗拙術語，“缺少歷史的正當性”；二是“數字卦”的定名多半出于古人的驚奇或無知，“缺少定名上的正當性”；三是“‘數字卦’概念的應用，在晚期易學和考古學領域引發了混亂”；四是一切易卦都來源于筮數，這一概念“繼續存在的意義缺乏”；五是“數字卦研討的基礎任務已經完成”，即“奇字”之謎、易卦和陰陽爻畫的來源已經獲得有用答覆。是以，“‘數字卦’的名義應當撤消”“數字卦研討自己應當走向終結”，相關研討應該轉移到先秦易學或傳統易學上來。[101]
數字卦研討終結論提出以后，以“數字卦”名義進行的研討開始降溫，相關討論變得愈加謹慎。值得留意的是，在終結論提出以后，“數字爻畫”“數字爻卦”“數字爻畫卦”等概念遭到了學界的重視。如譚德貴師長教師將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戰國的數字卦資料統稱為“卦爻（圖像）符號”，并將其分為“陰陽爻畫”和“數字爻畫”兩類，認為它們是兩套獨立的筮占體系，且“陰陽爻畫”的出現早于“數字爻畫”。[102]與此同時，“數字卦”一名仍在風行：見于刊物者，如馬曉穩、付希亮、張毅、李忠林、孫航、史亞當、江林昌、許子瀟、辛亞平易近、楊勝男、馮華、譚德貴、譚明冉、李銳、張朋、王暉等師長教師；[103]見于書籍者，如季旭升、夏含夷、賈連翔等師長教師；[104]見于學位論文者，如曹雨田、張勝男、孫航等師長教師；[105]見于會議論文者，如劉光勝、漢伊理等師長教師。[106]盡管馬曉穩、史亞當等師長教師同時應用“數位卦”“筮卦”“數字卦象”等名稱，但“數字卦”一名在研討實踐中仍在風行。
在終結論提出之后，“數字卦”的名稱遲遲未能撤消，有約定俗成和學術慣性等方面的緣由，但從最基礎上看是由于這一用名自己具有必定的公道性。終結論雖然主張撤消“數字卦”的名義，但承認這一概念具有公道性，認為從約定俗成或當代學術史以及以“數字”為構成要素的角度看，“數字卦”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是稱為“數字爻卦”或“數字爻畫卦”更恰當一些。[107]“由數字構成的特別符號”是“數字卦”的基礎特征，也是自張政烺師長教師開始學界對這一概念的重要認知和基礎共識。也就是說，“數字卦”從一開始指向的就是由數字爻構成的卦即“數字爻（畫）卦”。所謂數字卦具有兩年夜特點，一是“卦”的本質屬性，二是“數”的構成要素和情勢特征。在《周易》中，卦具有幾個特點：一是三爻或六爻包養網站成卦的結構特征，二是由陰陽爻畫構成的情勢特征，三是以筮法為其最基礎來源。與之比擬，數字卦絕年夜多數是三爻卦、六爻卦，只存在極少數的四爻卦、五爻卦。[108]數字卦雖然由奇偶數字組成，具有分歧于陰陽爻畫的表現情勢，但二者都來源于筮法，且陰陽爻畫在本質上也是數字。是以，可以說“卦”是數字卦的最基礎屬性。與此同時，數字卦不僅由筮數組成，並且在必定水平上具有“數”的直觀情勢。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卦”一名不僅能夠反應其本質，並且準確歸納綜合了其特點，是以具有內容和情勢上的雙重公道性。此其一。
其二，數字卦屬于“卦畫”，但不等于“卦畫”。盡管數字卦在整體上不是“數”而是“畫”——這一點“卦”字自己即可表白，可是作為“爻”的“數字”是其構成要素，“數字爻”自己不僅是數字，具有“爻象”，並且可以相加取和比較鉅細，作為判斷吉兇的依據。清華簡《筮法》中有一個主要的詮釋原則“眾勝寡”，其含義之一是可以通過上卦和下卦筮數取和并比較鉅細的方法判斷吉兇。如第十六節《戰》：
但凡，內勝外。但凡，外勝內。[109]
學界對于這兩例的懂得，年夜體上可分為兩類：一是筮數說，它以內外卦筮數取和并比較鉅細解釋“內勝外”“外勝內”，代表學者有馬楠、王化平、季旭升等師長教師；二是五行說，它以內外卦的五行相克進行解釋，代表學者是子居師長教師。[110]就具體卦例而言，兩種計劃雖然都解釋得通，但相較之下，前者更合適《筮法》所明言之“夫天之道，男勝女，眾勝寡”[111]的總原則。因為《筮法》中雖然存在以五行解釋的情況，可是五行說既與“男勝女”相悖，又不合適“眾勝寡”的原則。第一破例卦為坎，于《筮法》五行為火，又為男卦；內卦為離，于《筮法》五行為水，又為女卦。從五行的角度說是離水包養情婦克坎火，為“內勝外”；從“男勝女”的角度說為坎男勝離女，是“外勝內”。是以，筮數說是較為可取的計劃。數字卦自己建基于筮數，筮數又可以相加取和進而判斷吉兇。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卦”在整體上雖然是“畫”而非“數”，但它和“卦畫”之間不克不及簡單劃等號。
其三，“筮卦”“易卦”“卦畫”等傳統易學中固有的概念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中不切實用，而“數字卦”“奇偶卦”“爻畫卦”等名稱則可以在必定水平上彌補其缺乏。對于“筮卦”“易卦”“卦畫”“數字卦”等概念，丁四新師長教師進行了分析，認為“筮卦”是指“實占之卦”“‘易卦’兼指筮卦和《三易》之卦”“卦畫”是指由爻畫包含筮數和陰陽爻構成的圖畫整體，“數字卦”是指由數字爻構成的數字爻（畫）卦。此中，“易卦”包含三年夜類：第一類“純由一奇一偶兩個數字構成”，指“三《易》”經文之六十四卦和八經卦，如出土《周易》、秦簡《歸躲》和清華簡《別卦》；第二類“由具體揲蓍活動演算而成”，指實占之卦的“筮卦”，如“戰國楚卜筮祭禱簡上的筮數及絕年夜多數殷周甲金文中的六位數字組”；第三類是“卦例性質”的易卦，如清華簡《筮法》。[112]假如是從共時性的視角剖析分歧卦畫之間的關系，則“筮卦”“易卦”“卦畫”等傳統易學概念的確足矣；但若從歷時性的視角探討分歧卦畫之間的發展、演變，由于概念之間的區分度不夠明顯，只應用傳統易學概念就會引發不用要的混亂。如在剖析數字卦的演變時，譚明冉師長教師同時應用“奇偶卦”“數字卦”“爻畫卦”的概念，認為卦符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奇偶卦”到“數字卦”再到“爻畫卦”的變化過程。[113]這樣的觀點或許還有商議的余地，但討論類似問題，單靠“筮卦”“易卦”“卦畫”等傳統概念是有完善的。並且，從傳播學的角度講，“數字卦”一名生動抽像，指向明確，更易于接收。是以，終結論雖有較為充足的來由，但與其驟然廢止“數字卦”的概念，不如在嚴加限制的條件下謹慎應用之。
數字卦研討終結論是在先秦易學研討整體視域下的觀察，必定水平上反應了數字卦研討碰到瓶頸的客觀現實。在終結論提出以后，“數字卦”名稱雖然仍被沿用，但相關研討開始降溫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這般，由于“數字卦”一名自己具有本身的公道性等緣由，與其說終結論的提出意味著以“數字卦”名義進行的研討應當終結，不如說是對這項研討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舉高了數字卦研討的專業門檻。
結語
在研討數字卦的過程包養app中，名稱的應用存在一個相對復雜的動態發展過程，年夜體上包含醞釀、產生、傳播、基礎統一和謹慎應用五個階段。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年夜學古文字研討會上，張政烺師長教師提出易卦說，為“數字卦”名稱的產生奠基了內容上的基礎。1984年，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上，蕭萐父、唐明邦、張岱年等師長教師應用“數字卦”的名稱，標志著其情勢和內容融為一體。1987年，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召開，促進了這一名稱在港臺地區和海內包養條件的傳播。此后，數字卦名稱的應用明顯呈現出趨于統一的跡象。2013―2014年，清華簡《筮法》的公布和煙臺會議的舉辦，使其用名基礎統一到“包養網車馬費數字卦”上來。2018年，丁四新師長教師提出數字卦研討終結論，客觀上進步了此項研討的門檻，使相關研討開始降溫，但“數字卦”的名稱仍被繼續應用。作為當代易學研討的主要問題，數字卦研討的波折歷程由此可見一斑。
注釋
[1]參見邢文《數字卦與〈周易〉構成的若干問題》，載《臺年夜中文學報》總第27期，2007年，第7-16頁；丁四新《數字卦研討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討》2018年第5期，第50-51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0-36、59頁。
[2]參見《吉林年夜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紀要》，載吉林年夜學古文字研討室編《古文字研討》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3頁。
[3]參見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第403-415頁；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載《文物》1984年第3期，第9-11頁；張政烺《殷虛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8頁；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資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武漢：湖北國民出書社，1986年，第177-196頁。
[4]參見徐錫臺、樓宇棟《西周卦畫探原——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載《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書社，1980年，第159-162頁。
[5]參見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載《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4-163頁。
[6]參見陜西周原考古隊《扶風縣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載《文物》1981年第9期，第5-7頁。
[7]參見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載四川年夜學歷史系古文字研討室編《古文字研討》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41-149頁；管燮初《數字易卦探討兩則》，載《考古》1991年第2期，第143-146頁。
[8]參見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討》，載《文物》1981年第9期，第7-12頁。
[9]參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載《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第109-11包養網推薦0頁。
[10]參見徐中舒《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載中國古文字研討會、山西省文物局、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討》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9-387頁。
[11]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84年，第30頁。
[12]參見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二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3頁。
[13]參見龐樸《陰陽五行探源》，載《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第84-85頁；龐樸《周易古法與陰陽觀念》，載《國際漢學》編委會編《國際漢學》第一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5-38頁。
[14]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討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討》2018年第5期，第46頁。
[15]參見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資料探討〈周易〉的綜述》，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177-196頁。
[16]參見徐錫臺《數與〈周易〉關系的探討》，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197-222頁。
[17]參見蕭萐父《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開幕詞——包養一個月價錢1984年5月30日于武昌》，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史料輯集》，武漢：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武漢年夜學哲學系、湖北省哲學史學會，1984年，第7頁；蕭萐父《〈周易〉學術討論會開幕詞（代序文）》，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3-4頁。
[18]參見唐明邦《唐明邦同道在開幕式上的發言》，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史料輯集》，第137頁。
[19]參見張岱年《張岱年傳授在年夜會閉幕式上的發言〈摘要〉》，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史料輯集》，第143頁。
[20]參見劉蔚華《〈易經〉中的樸素辯包養網單次證法思惟》，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1986年，第24-26頁；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史料輯集》，第160-163頁。
[包養心得21]參見韓仲平易近《帛書〈周易〉六十四卦淺說》，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223-232頁；溫少峰《〈周易〉的“卦”與“象”——〈八卦釋象〉媒介》，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250頁；劉先枚論南邊之學與南方之學的辯證發展——南〈老〉北〈易〉源流初探，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555頁。
[22]參見羅熾《〈周易〉學術討論會觀點綜述》，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8期，第31頁；張武《〈周易〉研討的新結果、新特點、新趨勢——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概要》，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1986年，第610-612頁。
[23]參見徐錫臺《周原齊家村出土西周卜辭淺釋》，載人文雜志編輯部編《西周史研討》，西安：人文雜志編輯部，1984年，第334-339頁。
[24]參見陳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討》，載《文物》1985年第3期，第75頁。
[25]參見蕭漢明《論〈周易〉的哲學思惟與爻性爻位的關系》，載《武漢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5期，第43頁。
[26]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安陽任務隊《1980—1982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14、117、124頁。
[27]參見鄭若葵《安陽苗圃北地新發現的殷代刻數石器及相關問題》，載《文物》1986年第2期，第46-51頁。
[28]參見羅西章、王均顯《周原扶風地區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認識》，載《文物》1987年第2期，第19-20頁。
[29]參見劉年夜鈞《〈年夜易論集摘要〉序》，載畢群圣主編《年夜易論集摘要》，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序第1頁；畢群圣主編《年夜易論集摘要》，第198-254頁；劉年夜鈞《〈年夜易集成〉媒介》，載劉年夜鈞主編《年夜易集成》，北京：文明藝術出書社，1991年，媒介第1頁。
[30]參見徐錫臺《研討殷墟卜辭中“巫”“燎”“帝”三字產生的本義——兼論〈易〉卦來源的若干問題》，載劉年夜鈞主編《年夜易集成》，第1-17頁。
[31]參見周立升《契數與〈周易〉》，載劉年夜鈞主編《年夜易集成》，第31-42頁；周立升《契數與〈周易〉（摘要）》，載畢群圣主編《年夜易論集摘要》，第81-82頁。
[32]參見潘雨廷《論〈左傳〉與易學》，載《易學史發微》，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第1-13頁。
[33]參見黃沛榮《近十年來海峽兩岸易學研討的比較》，載《周易研討》1989年第1期，第96-102頁；黃沛榮《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學研討上的意義》，載《“中國文明年夜學”中文學報》總第20期，2010年，第53-80頁。
[34]參見戴璉璋《易傳之構成及其思惟》，臺北：文津出書社，1989年，第234-243頁。
[35]參見謝云飛《原始文字及此中的一些數字組》，載《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6-9頁；李殿魁《從出土考古資料及書面資料試探易之來源與本相（一）》，載《中國文字》新17期，1993年，第255-261頁；許學仁《戰國楚墓〈卜筮〉類竹簡所見“數字卦”》，載《中國文字》新17期，1993年，第263-282頁。
[36]參見梁敢雄《〈周易〉及〈連山〉占數卦考》，載《中華易學》1997年第6期，第52-55頁。
[37]參見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資料》，載劉年夜均主編《象數易學研討》第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第10-39頁。
[38]參見鄭吉雄《中國現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載《周易研討》2006年第5期，第3-17頁；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構成、流傳與詮釋》，載《易學思惟與時代易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書社，2007年，第140-166頁；余廼永《〈易經〉之“易”乃剔也及簡易也的字義溯源——由甲骨卜辭之數字卦至〈周易〉陰陽兩爻的易數之學》，載《華學（第九、十）輯》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第55-69頁。
[39]參見[美]夏含夷《〈周易〉筮法原無“之卦”考》，載《周易研討》1988年第1期，第15-16頁。
[40]參見[美]成中英《〈易〉的象、數、義、理一體同源論》，載《周易研討》1990年第1期，第9頁。長期包養
[41]參見[法]汪德邁《從文字的創造到〈易經〉系包養意思統的構成：中國原始文明特有的占卜學》，載北京年夜學《儒躲》編纂與研討中間編《儒家典籍與思惟研討》第三輯，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316-324頁。
[42]參見劉年夜鈞《〈年夜易集成〉媒介》，載劉年夜鈞《年夜易集成》，媒介第1-2頁。
[43]參見劉年夜鈞《關于“圖”“書”及今本與帛本卦序之摸索》，載《象數易學研討》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9-10頁。
[44]參見劉年夜鈞《百年易學研討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2000年10月31日于濟南）》《百年易學研討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詞（2000年11月2日于濟南）》，載《周易研討》2001年第1期，第86、90頁。
[45]參見參見劉年夜鈞總主編《1900—2009百年易學菁華集成初編·出土易學文獻》，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10年。
[46]參見韓仲平易近《帛書〈周易〉六十四卦淺說》，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8期，第20-21頁。
[47]參見韓仲平易近《帛書〈系辭〉淺說——兼論易傳的編纂》，載《孔子研討》1988年第4期，包養軟體第23-29頁。
[48]參見張立文《〈周易〉帛書淺說》，載湯一介主編《中國文明與中國哲學1988》，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第85-102頁；張立文《〈周易〉的聰明》，載《周易研討》2002年第1期，第47頁。
[49]參見王新春《首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討論會紀要》，載《哲學動態》1993年第11期，第13-15頁。
[50]參見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載《周易研討》2004年第5期，第20-29頁；王新春《清華簡〈筮法〉的學術史意義》，載《周易研討》2014年第6期，第5-16頁。
[51]參見林忠軍《王家臺秦簡〈歸躲〉出土的易學價值》，載《周易研討》2001年第2期，第6-8頁；林忠軍《試論易學象數來源與〈周易〉文本構成》，載《哲學研討》2012年第10期，第43-49頁。
[52]參見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載《周易研討》2003年第5期，第8-包養合約13頁。
[53]參見陳仁仁《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文本晚期形態》，載《周易研討》2007年第3期，第3-16頁。
[54]參見王化平《數字卦兩點思慮》，載《求索》2005年第12期，第213-215頁；王化平《數字卦與〈周易〉》，載《周易研討》2009年第2期，第19-23頁；王化平《〈左傳〉和〈國語〉之筮例與戰國楚簡數字卦畫的比較》，載《考古》2011年第10期，第62-67頁；梁韋弦《關于數字卦與六十四卦符號體系之構成問題》，載《周易研討》2007年第1期，第14-19頁；張朋《數字卦與占筮——考古發現中的筮法及相關問題》，載《周易研討》2007年第4期，第7-12頁；張朋《數字卦的解讀以及〈易〉卦來源》，載《中州學刊》2010年第1期，第151-155頁；賴祖龍《筮數易卦源流研討》，山東年夜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5頁。
[55]參見劉鄂培《試論〈周易〉的兩個基礎符號的意義兼論卦象源于數字》，載《清華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第47-58頁。
[56]參見姚生平易近《淳化縣發現西周易卦符號文字陶罐》，載《文博》1990年第3期，第55-57頁。
[57]參見洛陽文物任務隊《洛陽東周王城戰國陶窯遺址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2003年第4期，第573-574頁。
[58]參見喻博文《〈周易〉研討十年述要》，載《煙臺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第13-20頁。
[59]參見陳公柔、劉雨《殷周金文中的象與數》，載《周易與天然科學研討》，鄭州：中州古籍出書社，1992年，第89-96頁。
[60]參見晏昌貴《西周陶簋所見筮數、圖象考釋》，載《周易研討》2009年第2期，第12-18頁。
[61]參見陳世輝、湯馀惠《古文字學概要》，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11年，第7包養情婦0頁。
[62]參見肖楠《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載《考古》1989年第1期，第66-70頁；馮時《殷墟“易卦”卜甲摸索》，載《周易研討》1989年第2期，第13-21頁；曹定云《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討》，載《考古》1989年第7期，第636-641頁；曹定云《新發現的殷周“易卦”及其意義》，載《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1期，第46-51頁；晁福林《西周易卦與筮法初探》，載《周易研討》1995年第3期，第1-9頁；晁福林《商代易卦筮法初探》，載《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5期，第58-62、14頁。
[63]參見鎮江營考古隊《鎮江營遺址發掘任務介紹》，載孫進己等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北卷·新石器（一）》，哈爾濱：哈爾濱出書社，1994年，第43頁。
[64]參見徐冬昌《青墩出土麋鹿角上刻劃紋之文明涵義探析》，載《東南文明》1990年第5期，第299-301頁。
[65]參見黎子耀《殷契卜辭及周金銘文紀日干支中之易卦》，載《杭州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第56-64頁。
[66]參見李棪《早周骨甲所刻易卦筮符綜說》，載《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1995年，第31-52頁。
[67]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豐鎬任務隊《1997年灃西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第199-256頁。
[68]參見陜西省考古研討所《2000年長安、戶縣古遺址調查簡報》，載《考古與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第23-31頁。
[69]參見郭永秉《讀〈戰國成君鼎銘及其相關問題〉小記》，載《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3期，第74-75頁。
[70]參見徐錫臺《奇偶數與圖形畫——釋四位奇數和四位（包含五位）陰陽符號擺列組分解的圖形畫》，載《周易研討》1990年第1期，第54-56頁；徐錫臺《〈周易〉探源》，載《人文雜志》1992年第3期，第83-86頁；《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劃奇偶數圖形畫研討》，載《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1期，第52-56頁；徐錫臺《奇偶數圖形畫及其卦序的探討》，載《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1995年，第1-29頁。
[71]參見李西興《淳化縣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數符管見》，載《文博》1990年第6期，第33-38頁。
[72]參見管燮初《數字易卦探討兩則》，載《考古》1991年第2期，第143-146頁。
[73]參見蔡運章《筮數易卦研討（內容撮要校訂稿）》，載《中國第三屆西周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6年；蔡運章《商周筮數易卦釋例》，載《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第131-156頁；蔡運章《秦簡〈寡〉、〈天〉、〈䖭〉諸卦解詁——兼論〈歸躲易〉的若干問題》，載《華夏文物》2005年第1期，第42-52、68頁；蔡運章、安亞偉《西周陶簋所見圖畫、筮數和文字簡論》，載《考古》2007年第2期，第61-66頁；安亞偉《河南洛陽市唐城花園西周墓葬的清算》，載《考古》2007年第2期，第94-96頁；郭引強、蔡運章、周建亞等《叢書媒介》，載張政烺著，李零等收拾《張政烺論易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3頁。
[74]參見蔡運章《論甲骨金文中的互體卦》，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第169-186頁。
[75]參見張金平、楊效雷《商周四爻筮數（或符號）易卦考釋》，載《古籍收拾研討學刊》2014年第2期，第7-9頁；楊效雷、張金平《殷墟“易卦卜甲”解讀》，載《華夏文物》2014年第4期，第46-47、122頁；楊效雷《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討·序》，載張金平《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5年，序第1頁。
[76]楊效雷、張金平《陜西淳化西周陶罐筮數易卦新探》，載《周易研討》2013年第4期，第27頁；張金平《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討》，第198頁。
[77]參見安陽市文物任務隊《1995—1996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掘報告》，載《華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34-35頁。
[78]參見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修訂本，北京：國民出書社，1997年，第216頁。
[79]參見宋鎮豪《再論殷商王朝甲骨占卜軌制》，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第1期，第24頁；宋鎮豪《談談〈連山〉和〈歸躲〉》，載《文物》2010年第2期，第48-58頁。
[80]參見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討》，載《文物》2002年第11期，第65-71頁；曹瑋《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討》，載《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4期，第43-49頁；曹瑋《周原出土甲骨文》，載《加入我的最愛》2010年第6期，第59-64頁。
[81]參見王長豐等《浙江跨湖橋遺址所出刻劃符號試析》，載《東南文明》2008年第1期，第26-29頁。
[82]參見孟憲武《商代筮卦的幾組文物》，載《安陽殷墟考古研討》，鄭州：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87-90頁。
[83]參見程二行、彭公璞《〈包養妹歸躲〉非殷人之易考》，載《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第100-107頁。
[84]參見史善剛《數字易卦的演變與發展》，載《哲學與文明》2004年第10期，第3-14頁；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載《中州學刊》2005年第6期，第145-149頁；史善剛《數字易卦與易經》，載《齊魯學刊》2006年第6期，第5-9頁；史善剛、董延壽《〈易經〉成書時代考》，載《中州學刊》2009年第2期，第1sd包養58-160頁；史善剛、董延壽《王家臺秦簡〈易〉卦非“殷易”亦非〈歸躲〉》，載《哲學研討》2010年第3期，第34-41頁；董延壽、史善剛《論西周易卦與〈易經〉》，載《哲學研討》2011年第12期，第28-38、56頁；董延壽、史善剛《論帛書〈易經〉中的卦畫與爻畫》，載《哲學研討》2014年第1期，第36-43頁。
[85]參見董延壽、史善剛《論帛書〈易經〉中的卦畫與爻畫》，載《哲學研討》2014年第1期，第36-43頁。
[86]參見王振復《上博館躲楚竹書〈周易〉初析》，載《周易研討》2005年第1期，第10-16頁。
[87]參見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所獲及所思》，載《文物》2006年第8期，第55-62頁。
[88]參見孫敬明《陳莊考古發現比較摭談》，載《管子學刊》2010年第3期，第111-114頁；孫敬明、趙克增《陳莊筮甲》，載《華夏文物》2014年第3期，第44-50頁。
[89]參見程水金《龜卜筮占的遞興與〈易〉卦符號的性質》，載《周易研討》2012年第1期，第15-24頁。
[90]參見陳明遠、[美]金岷彬《關于“陶器時代”的論證（之三）八卦來源于陶器時代的數字卦》，載《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4期，第31-42頁。
[91]參見李學勤《出土筮數與三易研討》，載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第107-112頁；李學勤《出土筮數與三易研討》，載《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73-279頁；李學勤《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載《文物》2013年第8期，第66-69頁。
[92]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第75頁。
[93]參見李學勤《〈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最新收拾報告提醒〈筮法〉〈別卦〉與〈算表〉》，載《中國文明報》2014年1月14日第8版；李學勤《關于清華簡〈筮法〉的五點認識和五個問題——在清華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載《濟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5-9頁。
[94]參見《〈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年，第1-137頁。
[95]參見郭沂《從天然易到品德易而形上易——試論三代文明與〈周易〉的成書》，載《周易研討》2013年第5期，第5-11頁；李尚信《論清華簡〈筮法〉的筮數系統及其相關問題》，載《周易研討》2013年第包養甜心網6期，第5-10頁；程浩《清華簡〈筮法〉與周代占筮系統》，載《周易研討》2013年第6期，第11-16頁；孫航《清華簡〈筮法〉芻議》，載《周易文明研討》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13年，第33-44頁；孫曉春《〈周易〉符號系統的構成及其文明史意義——從出土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角度看》，載《周易研討》2014年第1期，第32頁；賈連翔《清華簡〈筮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式的推尋》，載《深圳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57-60頁；劉光勝《從清華簡〈筮法〉看晚期易學轉進》，載《歷史研討》2015年第5期，第76-91頁；白軍鵬《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墳場出土數字卦鼎及相關問題》，載《考古》2014年第12期，第90-93頁；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載《周易研討》2014年第6期，第17-28頁；陳建仁《“數字卦”考辨》，載《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3期，第93-97頁；侯乃峰《釋清華簡〈筮法〉的幾處文字與卦爻取象》，載《周易研討》2015年第2期，第19-22頁；謝炳軍《清華簡〈筮法〉理論性與體系性新探》，載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理論月刊》2015年第6期，第52-56頁；金春峰《從邏輯與歷史的統一解答〈周易〉古經的一些問題——讀〈易〉札記》，載《周易研討》2015年第4期，第5-18頁；張文智《從出土文獻看包養俱樂部京房“六十律”及“納甲”說之淵源》，載《周易研討》2015年第5期，第29-37頁；李銳《讀清華簡〈筮法〉札記》，載中國文明遺產研討院編《出土文獻研討》第十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89-92頁；等等。
[96]參見參見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討》，北京：國民出書社，2015年。
[97]參見賈連翔《出土數字卦資料收拾與研討》，清華年夜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124、207頁；曹振岳《清華簡〈筮法〉研討》，曲阜師范年夜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9-30頁；邊曉冰《出土數字卦“兩系用數體系”假說研討》，曲阜師范年夜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3頁；張娜《出土易學文獻“卦體兩系”問題研討》，曲阜師范年夜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23頁；殷文超《出土文獻視角下〈周易〉的卦畫與卦名研討》，華東師范年夜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8頁。
[98]參見仲元吉《數字卦與重卦說》，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091；周偉《殷墟所見易卦文物》，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sEpbmE9irvefdtXfUpMhAg。
[99]參見周錫《論“觀象系辭”與〈周易〉的成書——兼談“數字卦”問題》包養情婦，載《中華文明論壇》2015年第1期，第88-94頁；陳詠琳《近代“數字卦”研討考述》，載《臺北市立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類）》2016年第2期，第39-56頁；李宛庭《〈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四）·筮法〉研討》，“國立中興年夜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5頁；李怡嚴《術士的占卦秘籍：〈清華簡·筮法〉試探》，載《清華學報》2包養app017年第1期，第157-198頁；亞當·施沃慈《從象數角度解釋〈筮法〉“逝世生”篇的一些內容》，載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十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第127頁。
[100]參見[韓]元勇準著，張悅譯《茶山對“夏商之舊法”說的再檢討——與易類出土文獻的比較考核》，載《周易研討》2016年第3期，第64-71頁；[美]柯鶴立《試用清華簡〈筮法〉解讀包山占卜記錄中的卦義》，載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討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第18-28頁。
[101]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討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討》2018年第5期，第50-51、72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59頁。
[102]參見譚德貴、解加馨于《晚期出土文物中卦爻符號指稱意義研討——與數字卦指稱的商議》，載《世界宗教研討》2022年第7期，第75-81頁。
[103]參見馬曉穩《殷墟戚家莊出土筮卦戈的討論》，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9輯，2019年，第521-524頁；張毅《論竹書筮占資料對〈左傳〉筮例研討的意義》，載《孔子研討》2020年第1期，第129-139頁；孫航、楊效雷《李學勤易學研討的成績與特點》，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第179-188頁；史亞當《用數術說閱讀數術書：〈周易·頤〉“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兇”含義新考》，載復旦年夜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中間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第9輯，2020年，第398頁；江林昌《考古發現與先秦儒家學術思惟新認識》，載《海岱學刊》第22輯，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第7-9頁；辛亞平易近、賈椏釗《八卦新探——卦名來源于與“重卦說”及卦義關系的探討》，載《世界宗教研討》2021年第2期，第102-104頁；楊勝男、王承略《年夜衍揲扐法與清華簡〈筮法〉揲扐法再探討》，載《周易研討》2021年第3期，第55頁；李銳《鼎卦戈研討》，載中國文明遺產研討院編《出土文獻研討》第20輯，2022年，第65-71頁；張朋《〈周易〉對陰陽觀念的三重表述》，載《中州學刊》2023年第3期，第133-134頁等等。
[104]參見季旭升主編，張榮焜等合撰《〈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肆）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無限公司，2019年；[美]夏含夷《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序》，載賈連翔《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3頁。
[105]參見曹雨田《考古發現與〈易經〉成書年月研討》，山東師范年夜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8-35頁；張勝男《前經典時代〈周易〉結構與思惟形態研討》，哈爾濱師范年夜學2022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7-31頁；孫航《數字卦研討》，天津師范年夜學202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21頁。
[106]參見劉光勝《出土文獻與晚期易學體系的多樣化天生》，載《易學“兩創”研討暨〈易圖文獻選輯〉結果發布會論文集》上冊，2021年，第401-419頁；漢伊理《甲骨占卜實踐與〈周易〉的來源》，載《第十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2023年，第60頁。
[107]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討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討》2018年第5期，第72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4頁。
[108]參見常見的“對卦”，即兩兩并列情勢的數字卦，由兩個六爻數字卦并列組成，如清華簡《筮法》中的卦畫。它們雖然由兩個并列的六爻卦組成，但實際上仍屬于六爻成卦的范疇，只不過是六爻成卦揲蓍法式的重復進行罷了。
[109]李學勤主編《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肆，第102頁。
[110]參見馬楠《清華簡〈筮法〉二題》，載《深圳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64頁；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討》，第180-182頁；季旭升《〈清華四〉芻議：聞問，但凡（征），昭穆》，載復旦年夜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中間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288頁；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載《周易研討》2014年第6期，第26-27頁。
[111]李學勤主編《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肆，第115頁。
[112]參見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1-32頁。
[113]參見譚明冉《數字卦和〈周易〉關系再探——以〈左傳〉“龜，象也；笙，數也”為視角》，載《周易研討》2022年第5期，第82-91頁。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