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中國“文”化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說詮說
作者：楊朝明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一日己未
耶穌2019年9月19日
摘要：在對于董仲舒的歷史文明位置的評述中，以王充《論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為確切精妙。孔子推重以周文王為焦點代表的周代文明，保存周代文明命脈，收拾周代甜心寶貝包養網經典文獻，系統闡發了周代的禮樂文明并以此教諭門生，構筑了儒家的思惟文明體系。至于董仲舒，則適應了漢包養金額代新的歷史環境，將儒家學說通過軌制建設、焦點價值觀構建真正落實于政治與社會實踐之中，進而塑造了帝制時代中國政治文明的面孔。王充“文王－孔子－董子”之說，更準確地說明了董仲舒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主要位置。
關鍵詞：董仲舒；王充；文；中國文明
在董仲舒與儒家思惟研討愈加深刻的明天，從整個中國文明的視野往審視董仲舒的歷史位置，竊以為東漢思惟家王充《論衡·超奇》中的話值得留意：“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此言內涵豐富，值得細細咀嚼。這一評價從孔子思惟來源說起，觸及以往人們留意不夠的周文王，這啟示我們要以加倍廣闊的視野，準確掌握包養意思董仲舒的歷史位置。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王充（27－約97年）誕生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往世130年之后，他的《論衡》是他用畢生精神寫成。到王充時，漢代學術文明經過了200多年的發展，出現了良多優秀的學者和思惟家，王充通曉百家，學識淵博，從而能獨抒己見，批古論今。在《論衡》中，王充“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對往古與當時的學術思潮、思惟學說進行衡評，“調和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定其長短，攻擊虛妄。
王充對歷史人物、事跡的評價鞭辟進里，與他本身成長經歷關系親密。據說，他小時候逛書店，就閱讀那里的書籍，后來回到鄉里教書。王充善于思慮，不逝世記章句。他擅長辯論，認為俗氣治學往往掉往儒家本質。他曾閉門思慮，謝絕一切俗禮和儀節，專心研討寫作。故所著《論衡》解釋萬物異同，糾正了當時的不少迷惑。
在王充對本身家族淵源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思惟中的挺拔獨行之處。在《論衡·自紀篇》中王充記載了個人祖上的“家丑”。當然，王充的本意是為凸顯本身出生貧賤，說明“宗祖無淑懿之基”，勝利靠的是本身。但也印證了王充“疾虛妄”而稟實婉言的人生信條。在那個非分特別崇尚孝道的年月，他的做法難免會令人誤解，如唐代的劉知幾就認為分歧綱常，說他“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我們明天看，王充不為祖上諱，自抖“家丑”，顯現了王充對于後人評價中的篤實、中肯、可托。
王充對包含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在內包養感情的漢代不少名家都有評價。例如，王充尤其贊賞和推重桓譚（約前40－32年，字君山），他把桓譚與董仲舒進行比較，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論衡·案書》）他還把孔子稱為“素王”，而稱桓譚為“素丞相”。就像孔子從來不曾做王一樣，桓譚也從來沒有做過丞相，可王充認為桓譚可與孔子相配，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年齡》類比。在王充看來，桓譚評定世事，討論疑難，無人能出其右。與桓譚一樣，王充反對神學科學等虛妄之言，所以他的《論衡》才幹“解釋世俗之疑，辨照長短之理”（《論衡·對作》）。
王充反對虛妄，所以稱道董仲舒為“孔子之包養app文”的落實者。那時，章句之學熾盛，他反對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良多儒生拘泥于家傳，師徒相傳，不敢改變，故所知無限。王充認為，既然“六經之作皆有據”，那就說明“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出事實，本得道質”（《論衡·書解》），既然這般，諸子也各有其長。王充認為“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論衡·書解》），所以他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掉者在草澤，知經誤者在諸子。”王充廣涉經子，所見亦深，他抽像地比方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包養女人《論衡·別通》）
在王充的視野里，董仲舒是一位博學的“鴻儒”。王充把儒學之士分為“儒生”“sd包養通人”“文人”“鴻儒”四等：“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又說：“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超奇》）儒生寄身儒門，治圣人之經，學圣人之道，天然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守一經，不知世務，欠亨古今，不離師法，辭說雖多，也不克不及稱博；通人則博覽群書，識古通今，但包養sd知識豐富，卻未必清楚世事。假如學而不克不及用，了解再多也沒無益處。王充“貴其能用”，主張文人要能“抒其意指”，反對“信師是古”，文人草章屬文，損益博通而能用世。假如在此基礎上連綴篇章，成一家之言，那就成為很是幻想的鴻儒。王充最貴鴻儒，就在于其為“世之金玉”，他們“超而又超”“奇而又奇”，在王充那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都屬于“鴻儒”。
在王充心目中，無論董仲舒的治學精力，還是他的品德政治論述，都值得充足確定。周桂鈿師長教師說，王充《論衡》提到董仲舒62次，年夜都是正面評價或推重[1]。例如，他說董仲舒論“君臣政治得掉，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評價他的對策“策既中實，文說美善”“雖古圣之言，不克不及過增”，這般等等。在我們看來，王充對于董仲舒的評價是頗值得玩味的。除此之外，他在《論衡·超奇》中把董仲舒與文王、孔子并提，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的這句話也許在當時并非鄭重其事的評論，卻很能表達董包養網站仲舒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
二、“文王之文”與“孔子之文”
那么，“文王之文”說的是什么，王充何故說“文王之文在孔子”，關鍵是怎樣懂得這個“文”。
孔子周游列國，經歷過良多困厄。一次，他和門生們在匡地被圍困數日，《論語·子罕》記：“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文雅也，后逝世者不得與于文雅也；天之未喪文雅也，匡人其如予何？’”在這樣的困厄中，孔子的擔當與任務感充足體現出來。在此，孔子自謂為“后逝世者”，以傳承中華文明、繼承文王之道為己任。孔子極力推重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說他“憲章文武”，《論語·子張》記子貢曾說孔子學修“文武之道”。孔子平生求道，他以文、武、周公之道的繼承者自居。他盼望道的實現，盼望社會具有正確的價值與崇奉。他在匡地的淡定和從容，正源自他內在的崇奉與性命尋求，他要傳承周文禮樂，繼承發揚以周文王為創立者的周文明。孔子說，文王逝世后，禮樂文明遺產不都在我這里嗎？上天要消滅這種文明，那就不會讓我把握這種文明了；假如上天不滅亡這種文明，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樣呢？
正如后來許多文廟“文雅在茲”的匾額所提醒的，孔子所說的那個“文”指的是文雅、文明，也可以指文獻，指蘊含文武之道的六藝典籍，孔子恰是用這些文獻傳授于門生。這個“文”，不成簡單地輿解為“文章”罷了。現代教導有小學、年夜學之分，朱子《年夜學章句序》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後輩，皆進小學，甜心寶貝包養網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皇帝之元子、眾子，以致公、卿、年夜夫、元士之適子，與凡平易近之英俊，皆進年夜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黃震《黃氏日鈔》說：“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北山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支出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群圣之年夜成，以昭來世，又作《年齡》，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文雅者也。”這個說法更為準確！
孔子推重周文明，還在于周文明自己，在于它繼承了夏商以來中華平易近族所創造的文明結果。《論語·八佾》記載說：“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所謂“郁郁”，描述事物盛美、單一，這里是指富有文采。孔子斯言體現了他對周代文明的整體認識。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文明是損益發展的，周代禮樂文明并非全然新創，而是在夏、商基礎上有所借鑒、有所損益發展而成。在對夏商周三代文明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孔子認識到周文明繼承了夏、商的主體結構與基礎精力而加倍充實燦爛，故而他才對周文明很是向往，明確表現“從周”。
“文王之文在孔子”不僅在于孔子對周文明的體認，還在于他對周文明的發揚光年夜。周文明“郁郁乎文哉”，故孔子之口經常不離“周道”“周訓”“文武之政”，他還時常“甜心花園夢見周公”。孔子崇奉周代的文明，盼望恢復這樣的禮包養管道樂之治。他意念堅定，表現在時時處處。例如，途經宋國時，他與門生們在年夜樹下習禮，“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往，門生曰：‘可以速矣。’孔包養網評價子曰：‘生成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也記載了孔子的這句話。這樣的情況與他在匡地被困正相仿佛。對本身的文明任務，孔子似乎有一種神圣體認和自覺意識。此種近乎宗教般的精力，恰是古今中外偉人應對危難、創造偉業的動力與支柱。有人說此不過是“壯膽的話”，則掉之淺矣。
包養行情周文王代表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在孔子那里獲得了充足繼承與闡發、完美。文武之政、周公禮樂，從而獲得了充足的展開。假如對文、武、周公之道進行歷史解讀，就會發現孔子對周代禮樂文明的系統化。《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武王、周公作為“文王之子”，他們天然要鼎力發揚文王之道，不忘“文考”遺訓。所以，不論“成康之道”，還是“周公之訓”，皆“文王之文”也。王充說的“文王之文在孔子”，說的就是孔子對他以前歷史文明的繼承和發展。
總之，孔子“憲章文武”，以“文雅在茲”的任務擔當，發揚光年夜周文明，系統闡發周朝禮樂文明，構成了他的廣博思惟體系。正如“文王之文”獲得了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闡發與弘揚那樣，孔子思惟也被包含孔後輩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內的晚期儒家進一個步驟發揚光年夜，“孔子之文”由此加倍光榮奪目。
三、董仲舒與中國“文”化
孔子儒家的學說是治世的學說，所尋求的是人心和順、社會和諧、全國戰爭。儒學絕不僅僅逗留在認知的層面，絕不僅僅是空泛的理論，孔子和晚期儒家都關注現實。不僅孔子和他的門生們棲棲惶惑到處奔忙，子思、孟子、荀子也與孔子一樣周游列國，盼望說服當政者行教化、施暴政、興禮樂。但是，孔子儒家的治世學說真正具體落地而變為現實，卻是從董仲舒開始的。
從年齡末年的孔子時代開始，社會持續動蕩不安。孔子往世到董仲舒誕生的整整300年間包養網ppt，可以說一向處在孔子所言的“全國無道”狀態。年齡末年，禮壞樂崩；戰國時期，撻伐不斷；秦朝短暫統一，實行虐政，二世而亡；楚漢戰爭以后，西漢雖然樹立，但經濟繁榮，平易近不聊生。對于若何管理全國，漢初君臣都不得不往摸索、往思慮。他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仁義不施”是秦朝滅亡的主要緣由，也看到了儒家“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的特點，清楚騎在立刻可以打全國而不克不及治全國的事理。無奈受制于西漢之初的經濟狀況，只能采取與平易近歇息的基礎國策。于是，黃老之學興盛一時，儒家思惟依舊黯然不彰。
這種狀況，到了董仲舒時發生改變。《漢書·董仲舒傳》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包養意思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孔子學說的特點在于經國濟世，董仲舒闡發了孔子思惟，并且將這一學說具體落實在政治與社會實踐中。班固所說“推明孔氏”，恰是王充推重董仲舒的緣由地點。
孔子平生追尋，盼望全國有道。他周游列國，暮年回到魯國，在遲暮之年根據魯國的歷史作了《年齡》。《年齡》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年夜義，寄寓了孔子的政管理想。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年齡》，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孔子痛心于禮崩樂壞、諸侯恣行、名分淆亂的現實，感嘆道：“弗乎弗乎，正人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可矣，吾何故自見于后世哉？”（《史記·孔子世家》）他認為“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史記·包養站長太史公自序》），于是與左丘明進周，論史記舊聞，刪煩往重，制訂書法義例，借史明義，以期救世。這本是王官之事，而孔子以平民成分代行皇帝賞罰，為后世垂教立法，所以他說“知我”“罪我”，其惟《年齡》！
孔子之“文”，從某種意義也可以懂得為“道”，是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和諧、和順之道，此中包括了文、武、周公所聚合起來的三代圣王治世理念，這個“道”又為孔子所接續、所傳承、所發揚。另一方面，所謂“文”，也是“事”，即事功，“文”不是不著邊際的空泛遐思，而是需求落實和踐行。在此基礎上，董仲舒“推明孔氏”，他所做的任務就是具體“文明”社會。
孔子作《年齡》，“其文則史”，借史明義，經過董仲舒的切實盡力，《年齡》年夜義又得以明于漢世。《年齡》通過魯國歷史表達孔子的政管理想，董仲舒則推動這種思惟在漢代社會現實中具體落實。他在漢代確立以三綱五常為焦點的價值體系，構建禮法結合的治國方略及思惟傳統，都具有極其主要的價值意義。董仲舒關注社會現實，就像後人指出的，董仲舒的許多做法，如“限平易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與”以及“有年夜俸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平易近爭利業”等，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彌合官平易近對立，“調均”社會資源分派。
王充所說“孔子之文在仲舒”，其所指應該就是孔子的治世理論到董仲舒這台灣包養網里成為政治治理的實踐，這其實也是孔子當年所孜孜以求者。董仲舒的歷史功績在于他適應西漢中期的歷史需求，與漢武帝這樣的政治家包養一個月一起配合，盡力把儒家思惟變成國家意識形態，成為全社會的指導思惟，包養行情然后通過軌制建設、焦點價值觀構建，通過行政系統的中介，把儒家思惟落到實處，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思惟在漢代變成現實。所以，李宗桂師長教師說，這種“思惟家與政治家的政治一起配合傳統，從源頭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將其落到實處，并且將其鍛鑄為后世認可并踐行的文明傳統的，是董仲舒”[2]。
董仲舒對孔子思惟的繼承和弘揚，使孔子之道深刻人心。假如把董仲舒思惟與孔子學說放在中國文明年夜佈景中，進行深刻研討和細致比較，就會加倍有助于對董仲舒思惟的認識。孔子思惟儒家文明的構成有一包養網dcard個廣闊的文明佈景，我們對孔子儒學以及董仲舒思惟的認識，不應該過于簡單化。例如“三綱五常”思惟，人們對此討論雖多，但它畢竟是屬于“六合次序”范疇的綱紀，沒想到在帝制時代發生了那么年夜的變異與歪曲。還有被認為董仲舒“政治思惟兩年夜兵器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的吉祥說、災異譴告，其實算不上董仲舒的創造發明，在孔子收拾的《尚書》中就有這樣類似的事例，如《金縢》篇里的“年夜雷電以風”、《歸禾》篇所謂“異畝同穎”（《史記·魯周公世家》亦載）都是。其實，吉祥說、災異譴告就是《中庸》所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這里所說是國家興亡與社會平易近情直接相關，假設悖情違理的工作不斷出現，難道還不應該惹起重視和警覺！
董仲舒遭到眾人稱贊，其實是他在“正其誼”“明其道”的社會意識與價值崇奉方面的切實盡力。他在《賢良對策》的最后說：“《年齡》年夜一統者，六合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分歧，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包養站長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式可明，平易近知所從矣。”統一國家要有統一的思惟意識，古今皆然。董仲舒強調要統一到六藝、孔子之術，這就是后人所歸納綜合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史上，良多學者都看到了董仲舒的杰出貢獻，紛紛對他加以稱贊和表揚。《漢書》稱董仲舒“為群儒首”“為儒者宗”，王充《論衡·案書》說：“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這與班固的“推明孔氏”包養情婦雷同，而康有為《年齡董氏學·六合人》則說：“賴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這些其實都與“孔子之文在仲舒”的表述分歧。
對于董仲舒的歷包養金額史定位，以前學者們多認為：董仲舒是一個偉年夜的思惟家，與孔子、朱子并稱儒學三年夜巨頭。依明天看，我們更應當把目光縮小、放寬，從而站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創造與發展的廣闊視野里，更多關注中華文明構成的漫長過程。假如將中華文明比方為年夜樹，那么其主干是儒家文明，根脈是孔子包養網評價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則使儒家思惟和現實相結合，才使中華文明的年夜樹有了這樣的姿態，伸展出枝條，開結出花果。
包養價格ptt竊以為，王充所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可以很好地詮釋董仲舒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王充處在東漢時期的中國，他對于孔子儒學構成的歷史應該看得更為逼真。可以說，孔子繼承了他以前的中國文明，奠基了中國的價值觀念基調，董仲舒則通過漢代的社會政治實際進行了有用鋪染。與“孔子－董子－朱子”的論說框架比擬，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說明董仲舒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主要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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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包養價格ptt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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