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年齡》學之“異外內”——以何休為參照系
作者：郭曉東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
公羊家之“異外內”，包含夷夏內外、魯與諸夏兩個面向，既有“內諸夏而包養外蠻夷”，也有“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要凸顯的是“素王”孔子之治世，由內而外，由近而遠，先正京師，后正魯國，然后諸夏中國，然后蠻夷，王化禮教逐級放射，以致于全國和好。但于“三世”，其辭法、書法皆有所異，須予以分別闡述。董、何皆尊此法。郭曉東傳授敢于率先標榜并堅守經學路線，助推年齡學的當代精進。作者基于清人蘇輿的發明而在董、何之間仔細辨析，找出異同。通過“別外”以“尊內”而“王魯”，由夷夏之辨而進退褒貶，董、何相分歧。對“善稻之會”中“不殊衛”的解釋，董仲舒卻以吳為魯之同姓，而非何休的分疏夷夏內外。至于“黃池之會”，何休以為諸夏背皇帝事蠻夷，有年夜恥故用諱辭、微辭，吳以中國之禮年夜會全國而被進稱子，但董子則稱不以為外以近內，毋寧“變而反道乃爵不殊”。實際上這只包養是董、何解釋視角是站在諸夏、還是吳國的分歧，并不構成觀點對沖和義理牴觸，更無從說“董子之說或別有師說傳承”或“能夠是董仲舒傳《谷梁》家言”。董子是公羊大師，長于義理發揮，解決的是現實時政的全國年夜課題，不克不及用何休章句之儒的學術“系統性”標準予以比擬和束縛。因為文獻闕如而“通過何休懂得董仲舒”，但起碼還須剔除東漢所風行的忠孝一體、君天等齊的奴性和讖緯穿鑿的氣息。“張三世”內容豐富，飽含小國、蠻夷之君的爵位、卒葬、月日、年夜夫有無等書法內容，不成單把“異外內”看作是它的“一體之兩面”。《年齡繁露校釋》（校補本）之《奉本》《觀德》篇皆由于首奎師長教師所執筆，而非主編鐘肇鵬。
——中華包養行情孔子學會董仲舒研討委員會會長，上海路況年夜學長聘傳授、博士生導師， 董仲舒國際儒學研討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包養網嚴重項目首席專家，衡水學院董子學院、董仲舒國際研討院、董子講壇首席專家余治平博士
摘 要：“異包養網外內”之說，是兩漢公羊學最為焦點的義旨之一。由于兩漢公羊師說年夜多掉傳，董仲舒之說相對零碎，唯有何休留下系統性的公羊“異外內”說。何休的“異外內”說，在董仲舒那里年夜體已具。董仲舒的論說雖然語焉不詳，但通過以何休為參照系，則可以獲得更好的懂得。年夜體上說，董、何對“異外內”的懂得并沒有太年夜的差異。但是，在對一些《年齡》經傳具體文本的懂得上，董、何雖然均以“外內”之辭言之，但其指向又包養頗有異趣。
關鍵詞：董仲舒；何休；《公羊傳》；《年齡》；異外內
作者簡介：郭曉東（1970－），男，福建霞浦人，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
“異外內”之說，是兩漢公羊家最為焦點的義旨之一。《年齡說》云：“《年齡》設三科九旨。”宋氏注曰：“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包養平台推薦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何休在《文謚例》稱，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年齡》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是三科九旨也[1]5。此中“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又俗稱為“異外內”。宋氏、何氏之說，足見“異外內”在兩漢公羊家心目中的主要性。
蘇與在《年齡繁露義證》中引錢塘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其又曰：“何氏三科九旨，所謂‘張三世’，見此篇；‘通三統’，見《三代改制》篇；‘異外內’，見《霸道》篇。”[2]22則學者頗以為何休三科九旨之說淵源于董仲舒。但是，何氏《公羊解詁》于董子未贊一詞，則董、何之間，能否有配合的問題意包養識與相應的學術傳承，亦頗啟人之疑。
但是，就董子而言，實甚重視“內外”之論，如其言“以內參外”（《年齡繁露·立元神》，以下只標注篇名），又言“正內而外應”（《三代改制質文》），又言“辨乎內外之分”（《仁義法》），又如其言“序尊卑、貴賤、鉅細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奉本》）等，屢見于《年齡繁露》一書。但這些話頭年夜多不是在公羊學的語境下說。那么，何休的“異外內”之說，能否如錢塘、蘇與等人所說的那樣，在董仲舒那里已發其先聲，仍有進一個步驟探討的需要。鑒于兩漢公羊師說年夜多掉傳，董子之說相對零碎，唯有何休留下系統性的公羊“異外內”之說，我們無妨以何氏之說為參照系，以此來考核董仲舒的相關學說。
一、何休的“異外內”說
“異外內”之說，本之于《公羊傳》。《年齡》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令郎、邾婁人，會吳于鐘離”。《傳》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年齡》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王者欲一乎全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何休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蠻夷，以漸治之。”[1]758
按《公羊》傳文及何氏《解詁》，其年夜意可從三個層次來講：
起首，傳文自己是為外蠻夷而發，所謂“內諸夏而外蠻夷”。吳為蠻夷，《年齡》不許吳與諸夏等列，故殊會吳。又如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解詁》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蠻夷也。”[1]657殊蠻夷，意謂蠻夷不得與中國抗禮。《年齡》嚴蠻夷之防，《公羊傳》屢言“不與蠻夷之執中國”（隱七年）、“不與蠻夷之獲中國”（莊十年）、“不與蠻夷之主中國”（昭二十三年、哀十三年）等。隱公七年，《公羊傳》“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何休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正人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皇帝年夜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成，況執皇帝之年夜夫乎？”[1]97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蠻夷與諸夏亦可以進黜，蠻夷行中國之禮則進蠻夷為中國，如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公羊傳包養網》曰：“吳何故稱子？蠻夷也，而憂中國。”吳為蠻夷，本不當書“吳子”，然以其能憂中國，故進而稱“子”，若何休注曰：“言子，起憂中國。”[1]1070徐彥疏曰：“然則蠻夷之人，能憂中國也，皆進之。”[1]1170反之，中國為蠻夷之行則退中國為蠻夷，故《公羊傳》昭二十三年有“中國亦新蠻夷也”之說，何休注云：“中國所以異乎蠻夷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高低壞敗，亦新有蠻夷之行。”[1]998
其次，“內其國而外諸夏”。《年齡》依托魯史而作，以魯為內，是很天然的事。可是，在何休那里，并不是簡單地以我與他者的區別來分內外，而賦予了更深的內涵。在何休看來，孔子作《年齡》，是以《年齡》當新王，故其以“新周，故宋，以《年齡》當新王”為一科三旨。但是，《年齡》只是一部書，欲行王者之權，須有所依托，故何休又有“《年齡》托新王授命于魯”[1]7的說法，此即“王魯”之意。魯與諸夏各國俱為諸侯，但是《年齡》既托魯為王，則通過內外包養網之辭以表現之。如隱公三年，“宋公和卒。”何休注曰：“不言薨者，《年齡》王魯，逝世當有王文。圣人之為文辭孫順，不成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1]64包養徐彥疏曰：“魯得尊名，不與外諸侯同文，便是尊魯為王之義。”[1]64按禮，諸侯往世曰薨，年夜夫往世曰卒，而宋公作為諸侯，《年齡》本當書“宋公和薨”，但是不書“薨”而書“卒”者，是通過貶外以褒內，從而體現《年齡》“王魯”之意。再好比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傳》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年夜夫來曰聘。”《解詁》云：“傳言來者，解內外也。《年齡》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1]108也就是說，魯被假托為王者，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所以凡外諸侯來魯國稱“朝”，魯國朝外諸侯稱“如”，以示“王魯”之意。是以“異外內”之說，當視魯為內而諸夏為外時，何氏多以此發明“王魯”之說。鐘離之會何氏《解詁》以“京師”視魯國，亦是“王魯”之意。
再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又進而闡明王者之治世，由內而及外，由近而及遠，即先治魯國，再治諸夏；諸夏既治，乃治蠻夷。這是一個由近及遠的“以漸治之”的過程。但是，“由近及遠”尚是在空間上說，在何休看來，就時間而言，則是一個“由遠而近”的“以漸治之”的過程，隱公元年何氏注曰：“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專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后治外，錄粗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年夜國有年夜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蠻夷，書外離會，小國有年夜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劓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年夜平，蠻夷進至于爵，全國遠近小年夜若一，專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1]38
隱公元年傳文“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因之將《年齡》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即所傳聞世、所聞世與所見世。在何休看來，孔子作《年齡》立新王之道，以二百四十二年為王者撥亂歸正的過程，但是，世代分歧，治法便有所區別，從而書法亦有所分歧。王者之治始于所傳聞世，亦即衰亂世，王者欲治此衰亂之世，當區分內外，內為己，外為人，欲君子當先正己，當詳于治內而略于治外，故先治魯國后治諸夏，即以魯國為內而以諸夏為外；到了所聞世即升平世，魯國之王化已經廣泛諸夏，則內外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即以諸夏為內，以蠻夷為外，從而詳于諸夏而略于蠻夷；至于所見世，文著承平，王化廣泛諸夏、蠻夷，則內外不復存在差別，從而全國遠近小年夜若一。這樣，就世代而言，由衰亂世而升平世，由升平世而承平世，是為張三世之說；就空間而言，則是先正魯國而正諸夏，諸夏既正乃正蠻夷，此為異外內之說，二者剛好構成對應關系。
二、董仲舒之“異外內”說
蘇與稱董仲舒之“異外內”說，見于《霸道》篇，意謂何休的“異外內”說，在董仲舒那里已有所發明。不過，以何休“異外內”說的三層含義為參照系，則董子之“異外內”說，并不僅僅見于《霸道》篇，在《年齡繁露》的其他諸篇，也有諸多體現。
《竹林》包養篇云：“《年齡》之于偏戰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蠻夷，則謂之內。”據此，《年齡》之內外，可以在兩個層面上說，一是以魯為內，以諸夏為外；一是以諸夏為內，以蠻夷為外。但這一表述僅僅是為了說明《年齡》之“偏戰”，相對于“詐戰”為義戰，相對于不戰為不義，就像諸夏相對于魯國為外，相對于蠻夷為內，故并沒有太多的內涵。
更值得留意的是《霸道》篇的表述：“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言自近者始也。”凌曙、蘇輿、鐘肇鵬等人的注均引《公羊》成公十五年傳及何休注[2]112,[3]136-137,[4]266。顯然，在他們看來，就《年齡》“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董、何無異義也。徐勤則說：“此董子發明《年齡》所以立內外例之故。蓋至治著年夜同，遠近、鉅細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遠，詳內略外，差等秩然者，勢之所不克不及驟變者也。”[5]415就此而言，蘇輿稱何休之“異外內”說，見于董子之《霸道》篇，亦是言之有據。但是，徐勤“治著年夜同，遠近、鉅細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如此，按何休之說，指的包養網是承平世；“先近致遠，詳內略外，差等秩然者”如此，按何休之說，指的包養網排名是三世的分歧書法。則徐氏顯然以何休的“異外內”說視董仲舒，即我們前文所說的，即將“異外內”與“張三世”視為一體之兩面。那么，徐氏這種解法，能否公道呢？《俞序》云： “《年齡》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全國。”《盟會要》曰：“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全國。”按：“詳己而略人”，朱永嘉、王知常兩師長教師曰：“己，指魯國；人，指諸夏。”[6]故“詳己而略人”，也就是何休詳內略外的書法，即所傳聞世，“先詳內而后治外，錄粗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之類，《仁義法》云：“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亦此之意，此徐勤所謂“先近致遠，詳內略外，差等秩然者”；“因其國而容全國”，即何休以魯國為京師，所謂有“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蠻夷”，此徐勤所謂“治著年夜同，遠近、鉅細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
又《奉本》篇：“年夜國齊宋，離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過。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黃銘認為，這一段講的是所見世的書法[7]，是也。在何休看來，所傳聞世，內諸夏而外蠻夷，內離會書，外包養離會不書，齊宋相對于魯國為外，故年夜國如齊宋，亦離不言會。到所聞世，內諸夏而外蠻夷，始書外離會，則“年夜包養國齊宋，離言會”。至于所見世，如蘇輿所說：“所見世，遠近鉅細若一，當書外離會。”[2]280-281則所見世齊宋亦書離會。所以“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者，在所傳聞世，錄粗略小，年夜國之君卒日葬月，小國之君不書卒葬；在所聞世，較所傳聞世略詳，小國之君卒月葬時；在所見世，遠近鉅細若一，年夜國小國一視同仁，皆為卒日葬月，故董子曰“錄而辭繁”。又所傳聞世，不治蠻夷，所聞世始內諸夏而外蠻夷，所見世則蠻夷進至于爵，故董子稱“遠夷之君，內而不過”。至于“當此之時，魯無鄙疆”，此時即所見包養世，魯所包養以“無鄙疆”者，凌曙云：“無鄙疆，言王化所及者遠。”[3]349蘇輿曰：“所傳聞之世，來接內者書其小惡，其不來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則內外漸進而從同矣，故云“無鄙疆”，此所謂王義也。”[2]275由此可見，《奉本》一節，董子以“三世”說“外內”，與何休之說可謂若合符節。
何休的“外內”說，頗闡發“王魯”之義，董仲舒亦然。《霸道》篇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年夜夫來曰聘，霸道之意也。”按：這句話單獨看頗不易懂得。朝聘本諸侯之間常禮，何故謂“諸侯來朝者得褒”？何故謂“霸道之義”？但假如我們將其置于《公羊傳》語境下，同時參之以何休的《解詁》，則其含義天然就能呈現出來。我們先看董仲舒稱外諸侯能來朝魯可以獲得褒獎的四個例子：其一，“邾婁儀父稱字”，指《年齡》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公羊傳》認為，儀父是邾婁國君之字，而所以不書名而書字，是褒揚他。之所以要書字以褒揚邾婁之君，何休稱：“《年齡》王魯，讬隱公以為始授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1]20其二，“滕、薛稱侯”，指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滕、薛為小國，爵不至“侯”，而稱“侯”者，何休《解詁》曰：“稱侯者，《年齡》讬隱公以為始授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1]108其三，“荊得人”，指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何休《解詁》云：“《年齡》王魯，因其始來聘，明蠻夷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1]300其四，“介葛盧得名”，指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何休曰：“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1]488這四個例子，均是以外朝內，即外諸侯能來朝《年齡》所托之“新王”，以故予以褒賞之。董仲舒進而稱“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年夜夫來曰聘”。所謂“內出言如”，指《年齡》的一種獨特書法，魯國國君或年夜夫到他國行朝聘之禮稱“如”，如莊二十五年“令郎友如陳”，何休注云：“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1]312何休所以稱“尊內”，是因為“內出言如”，使之與他國之來魯國朝聘相區別來看。隱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公羊傳》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年夜夫來曰聘。”何休注云：“傳言來者，解內外也。《年齡》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1]108在何休看來，《年齡》王魯，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所以魯國君臣外出朝聘稱“如”，使之與外諸侯之來朝來包養聘的書法區別開來，從而通過“別外”以“尊內”。這樣，通過何休的闡釋，董仲舒稱“內出言如，諸包養網心得侯來曰朝，年夜夫來曰聘”為“霸道之意”的說法便不難懂得。可以認為，《霸道》篇董仲舒的這段文字所指向的，就是《三代改制質文》中所提到的“王魯”，亦便是《奉本》篇所提到的“《年齡》緣魯以言王義”，故其稱“霸道之意也”。可見，通過“別外”以“尊內”來體現“王魯”者，董、何并無異趣。
上節提到，何休之論“異外內包養”，又著眼于“內諸夏而外蠻夷”，從而有分別夷夏與進退夷夏之兩個面向。在這一點上，董仲舒也是這般。《竹林》篇曰：“《年齡》之常辭也，不予蠻夷而予中國為禮。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年齡》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蠻夷，楚變而為正人，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所謂“《年齡》之常辭也，不予蠻夷而予中國為禮”，意謂從普通角度來說，《年齡》認為夷夏之間存在區別，即“內諸夏而外蠻夷”之意。《觀德》篇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鐘包養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蠻夷之行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鐘離之會，見前引成十五年經傳，《公羊傳》以為，吳為蠻夷，故殊會吳，此正“內諸夏而外蠻夷”。雞父之戰，見昭二十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經書日而不書戰，從書法上講，該戰書日為“偏戰”，但不書戰，又是以“詐戰”之辭言之，《公羊傳》以為，這是“不與蠻夷之主中國”，故董仲舒稱“吳不得與中國為禮”。此正“《年齡》之常辭也，不予蠻夷而予中國為禮”的意思。
從另一方面來講，董仲舒也認為夷夏之間存在進退關系。董仲舒以邲之戰為例來予以說明。宣十二年，“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傳》曰：“年夜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徐彥疏曰：“內諸夏以外蠻夷，《年齡》之常。今敘晉于楚子之上，恰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但楚莊德進行修，同于諸夏，討陳之賊，晦氣其土，進鄭皇門，而不取其地，既卓然有正人之信，寧得殊之？既分歧殊，便是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于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1]662從嚴夷夏之辨的角度來講，序晉于楚之上，這是《年齡》之常例。但是，其時楚莊王“德進行修”，“卓然有正人之信”，應當進之為中國，故稱楚莊王為“楚子”，即以諸夏之爵稱之，從而視楚國為諸夏之一員。楚既進為中國，則經文所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便是意味著諸夏之年夜夫序于國君之上，從《年齡》常規書法而言，這表白晉國無禮之極，是以如董仲舒所說：“今晉變而為蠻夷，楚變而為正人。”這里夷夏雙方的關系被徹底地顛倒了過來，原是諸夏的晉國被黜為蠻夷，底本是蠻夷的楚則被稱為楚子，從而進為諸夏。可以說，董仲舒這樣的一種夷夏觀，與何休并無二致。
三、董、何“異外內”說之異義
從上一節看，董仲舒之論“異外內”，基礎上可以在何休的視域下加以考核，董、何之間并無年夜的差異。但是，在對一些《年齡》經傳具體文本的懂得上，董、何雖均以“外內”之辭言之，但其指向又頗有異趣。我們下文可以略舉數例以說明之。
《觀德》篇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吳俱蠻夷也，柤之會，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這一段文字也是董仲舒論內外的主要文本。曾宇康《年齡繁露補證》云：“此為《年齡》外內之例。”[4]619徐勤亦以為此條乃“《年齡》先內后外之例也”[5]416。但是，衡之以何休之義，董仲舒的懂得則明顯分歧于何休。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何休注云：“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1]797按：就常規書法而論，經當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或“仲孫蔑會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而經文徑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為“不殊衛”。以何休之意，之所以“不殊衛”，是因為晉國欲會吳，先使魯、衛通好于吳。“見使畀故不殊”。陳立以為“畀”當為“卑”[8]2126。劉逢祿《解詁箋》：“魯臣見使于年夜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得之。”[9]則劉氏頗不以何休為然。陳立《公羊義疏》引董子之說曰：“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義異。”又曰：“所聞世內諸夏，是董義勝也。”[8]2126從所聞世內諸夏的角度來說，殊吳不殊衛，確實符合“內諸夏而外蠻夷”之例，而不用若何休所言因有所恥而不殊衛。不過，董子稱所以不殊衛，是“為其與我同姓”，而非“內諸夏而外蠻夷”，則董子之論，并非如劉逢祿、陳立所說。若就“內諸夏而外蠻夷”而論，齊、陳等國雖為異姓，亦諸夏之國，亦當內之，不獨以同姓之國為然。則善稻之會之“不殊衛”，就董子而言，重點并不是在“內諸夏而外蠻夷”，而在于所謂“德等也，則先親親”（《觀德》）。由是可見，善稻之會之內衛，董子并不是在何休“異外內”的意義上加以闡釋。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何休此條無注。陳立稱此書法與鐘離同[8]2156，是也。則柤之會之殊吳，亦是“內諸夏而外蠻夷”之義。陳立云“所聞世始外蠻夷，故吳見于經，殊之以張義”[8]2126，陳氏之說應符合何休之意。但是董氏以“為其與我同姓”而外吳，此亦不是在“內諸夏而外蠻夷”上立說，實未詳董君之意，若強為之解，其或是因為魯、吳俱為同姓，出于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對于同姓之蠻夷，則獨先外之。
又《奉本》篇：“隱、桓，親《年齡》之祖先也，益師卒而不日，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黃池之會，包養網心得以兩伯之辭，包養網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按：隱、桓為《年齡》之所傳聞世，隱公篇之“令郎益包養網師卒”，《年齡》不書年夜夫卒，《公羊傳》稱“遠也”；桓公篇稷之會“以成宋亂”，《年齡》不為桓公諱，《公羊傳》亦稱“遠也”。但是，從何休的角度來說，是由于“恩有厚薄，義有淺深”[1]38，故三世異辭，近辭詳而遠辭略，其曰“于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年夜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1]38，故益師卒不書日；又曰“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1]125，故近辭微而遠辭顯，從而不為桓諱年夜惡。至于董仲舒稱“以遠外也”，隱公、桓公在所傳聞之世，其固“遠也”，但作為“親《年齡》之祖先”，又豈可以“外之”？至多可以說，董子這里的以“遠”為“外”的說法，并分歧于《公羊傳》與何休《解詁》的凡是用法。
又黃池之會，見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曰：“吳何故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蠻夷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蠻夷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全國諸侯莫敢不至也。”何休《解詁》曰：“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年夜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皇帝而事蠻夷，恥甚不成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年夜以禮義會全國包養諸侯，以尊事皇帝，故進稱子。”[1]1181按傳文的意思，《年齡》“不與蠻夷之主中國”，吳為蠻夷，而所以稱“吳子”者，是因為吳國事實上主導黃池之會，故使與晉侯并為兩伯。何注則認為，吳強會中國，諸夏背皇帝而事蠻夷，恥莫年夜焉，故為之諱，似乎吳已然以中國之禮義年夜會全國，從而進而稱子。不論哪種懂得，均非董仲舒所說的“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蘇輿稱：“董意以吳進稱子，為遠近鉅細若一之征。”[2]27包養6鐘肇鵬師長教師認為：“此言不以吳為外，因在所見世，時代很近，故親之，內外如一。”[4]644就公羊學的普通道理而言，所見世文著承平，確實是若何休所說：“蠻夷進至于爵，全國遠近鉅細若一。”但具體就黃池之會而言，傳文與《解詁》均不從這個角度來懂得。《包養觀德》篇又曰：“至于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徐勤評論曰：“至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蠻夷之名，從變從移這般。”[5]415包養網按：據《公羊傳》及何氏《解詁》，吳王在黃池之會上不僅沒有“變而反道”，並且恰好相反。則董子之說或別有師說傳承，亦有能夠是董仲舒傳《谷梁》家言，以為黃池之會書“吳子”，是“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假如這樣，也就與《奉本》篇的“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之說統一了起來。但總的來說，就黃池之會吳稱“吳子”，董子《觀德》《奉本》兩篇與《公羊傳》及《解詁》顯然存在分歧的見解。
四、小結
綜合上述簡短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何休的“異外內”說，在董仲舒那里年夜體已具，雖然董子之論說或語焉不詳，并沒有獲得清楚的表述，但通過以何休為參照系，董仲舒的“異外內”說遂可以獲得更好的懂得。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漢代《公羊》學者，董仲舒與何休對《年齡》及《公羊》經義不成能沒有在宏觀上的配合懂得。假如從正統公羊家的角度來說，董、何所詮釋的公羊微言年夜義，恰是先秦以來師師口傳的結果，他們有著配合的學術與思惟淵源。董仲舒與何休年月未遠，源流相接，雖然未必密合無掉，但年夜旨應該相差不遠。東漢末的何休與宋均雖然家法各異，但都將“異外內”作為《公羊》的焦點義旨，亦足見此說由來有自。就此而言，錢塘所謂“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的說法，在必定水平上是可以成立的。同樣，就方式論而言，通過何休來懂得董仲舒，亦未必不具符合法規性。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從西漢到東漢，經學漸漸派生師法與家法。師法與家法的分歧，使得對經義的懂得漸漸出現歧義。這使得前漢的董仲舒與后漢的何休之間，對經義的懂得，不成能不出現某些細微的不合。具體到與“異外內”說相關聯的《年齡》經傳文本，也就很天然地存在董、何之間的分歧懂得。
參考文獻：
[1] 何休,徐彥.年齡公羊傳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
[2] 蘇輿.年齡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 董仲舒.年齡繁露[M].凌曙,注.北京:中華書局,1975.
[4] 鐘肇鵬.年齡繁露校釋[M].石家莊:河北國民出書社,2005.
[5] 康有為.康有為選集:第二集[M].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
[6] 朱永嘉,王知常.新譯年齡繁露[M].臺北:三平易近書局,2012:439.
[7] 黃銘.略論董仲舒年齡學研討的方式論問題[J].海南年夜學學報,2019(1):3-8.
[8] 陳立.公羊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7.
[9] 劉逢祿.年齡公羊經何氏釋例、年齡公羊釋例后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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